序

洪君彦不是凡人，魅力无限，也不甘寂寞，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在群星璀璨的北京大学，洪君彦算不上最明亮的那一类，但在世界经济专业学生心中的地位却无可替代。

自1959年参与创建北大世界经济专业到1992年退休，洪君彦一直是这个学科的带头人。他把教书育人当作至高无上的事业，发自内心地热爱学生、千方百计地开导学生、想方设法地帮助学生、顶着风险为学生遮风挡雨，以真诚赢得学生的爱戴。在愚昧时代，他敢于讲真话，善于讲真话，用精美的故事、风趣的语言向学生展示出一个真实的世界。洪君彦更是不屈不挠的生活强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关牛棚、下农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健康，却在逆境中矢志不渝、乐观向上。他开朗的笑声传递着一个具有良知的学者的尊严和坚强。

洪君彦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心爱的燕园和世界经济讲坛，奉献给令他关怀备至、魂牵梦绕的学生。由于健康原因，他在年届花甲时退休，后移居香港。然而他的思想、风范与情怀却深深地留在了燕园，留在无数学生心中。那些年凡是在北大世经专业读过书的学生都乐意称自己“洪门弟子”，许多听过洪老师课程和讲座的人也自愿加入这个行列。大家爱戴老师，不仅因为他是北大世经专业的“教头”，更由于他的风度和对学生的特殊感情。我们这些来自小地方的孩子，从洪君彦身上才真正体会到“帅气”和“风度翩翩”的含义。而老师对学生没有一丝嫌弃和偏见，既像父亲一样宽容，对学生不厌其烦地循循善诱；又像母亲一样细腻，与弟子体贴入微的悉心呵护。如同何小峰同学所言，我们这批学生经历的许多“第一次”都有洪老师的痕迹：第一次打领带，第一次使用刀叉吃西餐，第一次与外国学者说英文，第一次写外文书信。

2011年仲夏，洪君彦由于多年疾病缠绕住进医院，牵动了无数北大学生的神经，很多学生专程从世界各地赶往香港探望，更多学生寄来慰问函、卡片与各种礼物。用79级一名同学的话说，“做人到这份上，值了！”洪老师确实值得学生们去爱，半梦半醒之间，他勉强挣开一只眼，竟然用微弱的声音叫出每一位前来探视的学生名字。

北大世经的由来与使命

洪君彦是北京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的开山鼻祖，也是中国这个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59年初，周恩来总理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需要提出要加强对于外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并明确指示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在北大率先成立世界经济专业。陆平找来深谙美国情况的经济系年轻讲师洪君彦，委以重任，设计世界经济学科体系与课程。

洪君彦与蔡沐培、巫宁耕、田万苍、张德修等教师组成世界经济教研室，参照苏联莫斯科大学的相关课程内容，照葫芦画瓢地设计出一套课程体系。1960年北京大学招收了第一届世界经济专业本科生，同年招收世经本科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随后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也设立了世界经济专业。那时世界经济还算不上热门专业，北大世经只是在1964年才招收第二届本科生，文革中又招收了两届工农兵学员。

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大学开始择优录取学生。北京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竟然奇迹般地变得异常火爆。一个30名学生的专业，一年招收的全国状元就有十几个。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曾感慨地说：“世经专业真是幸运之极，每年要拿走北大文科状元一半还多，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专业吗？”设想一下，全国一半以上的状元在北大，而北大一半以上的状元在世界经济专业！这是何等辉煌！何等风光！

细究起来，世界经济专业沾了“开放、改革”的光。“开放”强调走向“世界”，“改革”则要振兴“经济”。中国结束了十年政治运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召唤经济专业人才，更召唤国际型的经济专业人才。北大、人大、南开、复旦本来就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世界经济专业更使之锦上添花。记得1978年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依次是人大、南开、复旦世界经济专业。79级同学韩洪锡在北大世经专业50年庆时也讲了同样的故事。那时考取北大世经即意味着前程无限，大约一半的毕业生可以出国，其他学生可以轻松地进入与国际经济有关的部门工作。在那个年代，北大世经学生有一种“天之骄子”的优越感，令他人“羡慕、嫉妒、恨”！

世界经济魅力无限，全国高校趋之若鹜。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杜厚文曾不无自豪地说：“现在有300多所学校有世界经济专业，其中博士点有60多个，在校学生60多万”。俗话说“物极必反”，任何东西一多了就不值钱。如同中国人搞企业一样，创新能力不足，模仿水平有余，一个行业里只要有人赚钱，效仿者便接踵而至，直到所有的人都开始赔钱。世界经济专业的好日子走到了头，今天的“北大世经”文凭已风光不在，毕业生再也不能“君临天下，指点江山”，甚至纷纷为找工作犯愁。正如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主任（79级同学）王跃生所言：“透过北大世经50周年纪念仪式的花团锦簇与学术论坛的高谈阔论，分明可以看到这一学科发展中的种种尴尬与危机，一种飘在空中无以立足的轻浮，一种缺乏身份认同的惶恐与不安”。

世界经济专业毕业生地位衰落乃供求规律使然，也与学科自身的体系定位与建设有关。世界经济既不同于哲学、经济学、历史、文学这些成型的基础科学，又有别于财会、金融、贸易、银行、保险等专业技术性强、自成一体的应用型学科。我找到了自己在北大的“学生成绩表”，1978-82年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课程安排如下：1年级：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英语、体育；2年级：政治经济学、哲学、英语、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外国经济地理、外国经济史、体育；3年级：统计学、高等数学、数理统计（选修）、世界经济概论、资本论、经济学说史、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资本主义财政、专家外语、社会调查；4年级：外国经济统计资料分析、资本主义财政、国际经济学、日本经济、苏联经济、苏联经济史、美国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习决议、毕业论文。这样的课程设计显然过于宏观、繁复、面面俱到又蜻蜓点水。更像研究生的课程，但缺少了专业基础知识训练。在欧美国家，本科没有“世界经济”这样的专业，与之最接近的专业课程是某国经济问题研究，而那是以培养学者和专家为目的研究生课程（PH.D., 或Master by Research）。此前需要3-4年本科时间学习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外语，而研究生阶段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一个地区或国家，但非常深入。

我们丝毫没有苛求师长与前辈，更不会怪罪恩师洪君彦。世界经济专业在中国大学中的创建与发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那时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受到苏联东欧模式的严重影响，教学体系也深深地打上传统社会主义的烙印；而美帝国主义是头号敌人，研究世界经济必须以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为前提。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洪君彦和他的同事们没有辜负周恩来总理和陆平校长的重托，建立了教学以经济分析工具为主的“重基础、宽口径”模式、以白描为主的“多介绍、少评价”模式和“请进来、走出去”的国际交流模式，为中国培养出几代顶尖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人才。特别是80年代初的那几届毕业生，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做出了可歌可泣的特殊贡献。问题在于中国的跟风现象，一哄而起、一拥而上。中国大学或许需要培养600个学习世界经济专业的学生，但绝对不是60万个。当然学科定位与课程设计也需要调整完善。

亦师亦友

洪君彦属于那种天分极高但不特别用功的学者，作为北京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的开山大师，他留下来的文字很少。在辩证唯物主义“八股文”流行的年代，天下文章一大抄。或许洪君彦不屑于写那种俗不可耐的文章；或许洪君彦早已看破红尘，文字越多，反革命的罪证也就越多；或许洪君彦早已发现“世界经济”专业的困境，只能踩着“现实主义”的点硬着头皮往前走，并尽力把事情往好处引。

然而，洪君彦的“美国经济”课却讲的非常之好，在北京大学与闻名遐迩的陆卓明先生的“外国经济地理”课程一样叫座。洪老师的课有两个特点，一是知识性，二是趣味性。他长期关注美国问题，经常阅读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一手刊物，家中还有一个在美国读了6年书的宝贝女儿。洪老师说起美国的事情如数家珍，有鼻子有眼，生动的不得了。至今大家都记得美国青年人“牛仔裤穿过后可以立起来”的故事。1980年8月洪君彦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期间美国拜耳公司控告中国企业用不正当手段向美国市场倾销薄荷脑油。驻美使馆商务处找不到合适的专业律师辩护，也不敢相信美国律师，无奈中请来北大美国经济问题专家洪君彦帮忙。时势造英雄，洪君彦的天赋得以充分发挥。特别是法庭辩论“薄荷脑油运输成本”那一场，他异常生动地给美国人上了一场关于中国农民“工分制”和肩扛手提运送薄荷的大课。生动无比，仿佛刚刚从中国江南地区考察归来，脸上还带着在农村被太阳照射留下的古铜色。全场哑然，如醍醐灌顶，不敢信，也不得不信。洪君彦几经努力，最终帮助中国政府打赢了薄荷脑油官司，或许那是中国对美“反倾销”诉讼的第一场胜利。在实行“案例法”系的美国，薄荷脑油案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美国企业很多年后依然心有余悸。是年冬，洪君彦载誉而归，与弟子们一起分享对美战役的胜利，那股兴奋劲洋溢在北大世经上空，迟迟不肯散去。那情那景，至今记忆犹新。

洪老师以“白描”为主的授课方式在系里引起过不少非议，被认为缺乏系统分析，缺乏理论深度。我也曾被蛊惑，认为只有像周元老师讲授《资本论》抽象法那样逻辑严谨，丝丝入扣，才是真正的大学问。很多年后我似乎理解了洪老师的“大智慧”，文革后期北京大学依然笼罩在浓浓的政治烟雾之中，谈西方理论必带着一个长长的批判后缀。而对西方社会的白描最直观、最自然、也最准确，洪老师相信他的学生不是傻瓜，有解读问题的能力。后来许多同学到西方深造，发现实证方法在现代教育中非常普遍，学校授课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有多种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言之有理。在西方生活多年，回国后我感到最无法忍受的是中央电视台的足球转播解说员，特别是那个曾被人顶礼膜拜的黄健翔，滔滔不绝地大讲足球应该如何踢，应该派哪个球员上场，采取何种战术，不时地高喊传球、起脚射门，让观众根本无法平静地欣赏比赛，更不给你自由解读比赛的权利。

洪君彦是个热心肠的人，与学生的关系极好。学生喜欢与他侃大山，听他讲关于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青年生活的故事与新闻。他不仅在课堂上言传身教，还经常把学生请到家里谈天说地，他的风度、做派乃至讲英语的口气都成为学生模仿的对象和追求的标杆。洪老师善于鼓励学生，激发他们的潜能，在那个对学生以批评教育为主的年代显得特立独行，却受到学生的高度赞赏，产生特别效果。1986年洪君彦率领北大经济系学生辩论团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大专辩论会，一举夺得冠军。那个年代中国大学生思想上受到很多约束，缺乏表现欲望和自由发挥的能力，一些领导根本不看好代表中国参赛的北大经济系队，甚至一度想到过放弃。洪君彦凭借自己对学生的深刻了解，以鼓励为主，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同学们受到洪老师乐观精神的感染，又得到这位天才演说家的具体指导，坚定信心，轻松上阵，放开一搏，终于不辱使命，令世人对北京大学，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刮目相看！洪老师是北大世经学生的灵魂和联系纽带，九十年代中期退休移居香港后，每逢回京，同学们都有一种过节的感觉。2009年4月是洪老师最后一次回京，同学们自发地组织了多场与恩师的聚会，在建外、在海淀、在天伦王朝。

生活强者、仁爱师者

洪君彦是个大度的人。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关牛棚、跪石子、被皮带抽、无休止地写检查，受尽了肉体上的折磨，心灵上更承受着结发妻子的叛离。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北大经济系的个别教师有意无意地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后，洪君彦回到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的岗位上，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团结所有的老师一起工作。北大世经教研室并非一个十分“洋派”场所，洪君彦在中式制服人群里身着西装领带，一个人高举美国经济故事集行在一大帮夹着苏联东欧经济教科书的队伍前面，却始终稳稳地把握着方向盘，当了35年驾驶员，实非易事。靠得是他那宇宙般的包容力，那超脱、旷达、潇洒的人格与作风。当然我们还应该感谢母校 - 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传统校风，那是洪君彦这粒特殊种子赖以生存的土壤，是他魂萦梦绕的精神家园。

洪君彦是个敢于担当的人。他广纳贤才的博大胸怀和勇于承担责任的大家风范赢得了前辈同侪和学生的高度认可。无论是在中国经济地理学界思维奇特、剑走偏锋的陆卓明先生，还是因在国内顶级杂志发表另类观点遭受“大人物”批评的77级学生何小峰，甚至思想深邃、语言木讷、不善表达的78级学生赖平耀，都是在洪君彦力排众议的坚持下开始在北大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工作的。没有洪君彦的勇气和精神，或许他们不会站在北大世界经济的讲坛上，甚至不会有后来的成就。

洪老师对我本人的帮助更是不能忘怀。1982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报到时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世界经济方面的所室，于是斗胆拿着“分配函”回到北大。那个年代，大学毕业生分配指标属于“国家计划”，必须无条件执行。经济系一些老师不支持我的做法，世经教研室主任洪君彦却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班主任刘文泉也非常理解我的想法。他们果断地截留了“档案”，并亲自出面与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沟通，解除“分配指标”。随后又设法让经济系出具公函，帮助我联系单位。或许我算得上新中国最早一批“自谋出路”的大学毕业生，这要感谢洪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与敢作敢为的精神。后来我去了国家物价总局价格研究所，很快成为研究西方价格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骨干。记得去单位报到那天，我见到的第一位同事是当今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而上班后第一项工作是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共同接待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斯科尔卡，吴敬琏老师（时任经济研究所一室主任）安排学术活动，我负责后勤工作。如此经历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帮助很大。

1988年我前往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期间中国发生了1989政治风波，于是产生了留下来读博士学位的想法。当时也颇为犹豫，在国内好不容易熬了个处级干部，不按时回国会毁了政治前途。与洪老师沟通后，他坚定地支持我留在英国读学位，要我站得高、看得远。洪老师亲自为我写了推荐信，还邀请为78级同学授过课的美国纽约州大学教授Barnett为我写推荐信。我终于留在英国，拿到了博士学位，并且一呆就是11年。1996年夏天洪老师与陈师母旅行到法国巴黎，准备乘坐“EuroStar”过英国伦敦看望。不巧我事先安排了随团访问中国，几经协商调整，老师最终未能成行。前不久在香港医院说起此事，恩师、师母和我都还有几分遗憾。

… …

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洪君彦的人生经历了断裂的十年和灰色的二十年，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作为一名学者，不能够在书桌前、讲台上发现真理，施展才华，而将宝贵的青春消耗在农场的田间地头，消耗在无休无止的政治斗争中，恩师内心十分痛苦。在那黑白颠倒、人性扭曲的年代，他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承受了极大的折磨，甚至包括婚姻和情感上的痛苦遭遇。

然而，洪君彦不是懦弱之人，而是一个不屈不饶的命运抗争者、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生强者。他的强悍不是面部扭曲的铮铮铁骨，而是无比深沉的超然物外，是大气天成的豁达乐观，是玉树临风般的洒脱轻松。洪老师留给学生的印象永远是英俊潇洒的帅气，是自然爽朗的笑声，是谦谦君子的风度，是宽怀大度的父爱。或许这是学生热爱恩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洪君彦是生活中的强者，更是高度淡定之人。他吃了无数的苦，眼睛中却不带有一丝仇恨；他被学生顶礼膜拜，脸上却看不到半分轻浮。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洪君彦的经历给予我们深刻的人生启示：生活得最好的人不是寿命最长的人、权位最高的人、财富最多的人，而是最能感受生活的人。当我们终日碌碌奔波于茫茫人海、岌岌追求着不尽物欲之时，却对于自己生命的一天天消耗、个性的一截截磨损漠不关心甚至毫无察觉。我们习惯了向前，习惯了追逐，却成了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回忆的空泛躯体。洪老师又一次站出来帮助他心爱的弟子，让我们放慢脚步，让我们回到青少年，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听风度翩翩的他讲“薄荷脑油”官司和“牛仔裤可以站起来”的故事。我们忘却了锁定在高峰峭壁的目标，开始滋润日渐干涸的心田；我们不再盯着别人的乌纱和腰包，重新审视日渐空虚胸怀和脚步。

跋

学生们对洪老师的一致印象定格在“帅气”、“洋派”、“睿智”、“大度”与“开明”几个关键词上面。现在的他躺在香港医院病床上，只能依稀分辨出帅气的影子。2012年3月8日是恩师的80大寿，大家希望能够在此前出版《洪君彦与他的学生们》一书，作为学生给老师祝寿的最好礼物。当然我们更希望恩师能够早日康复，与心爱的学生们一起重返北京大学校园。

人生是一次旅途，重要的不应该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人生是一个故事，关键不在于结局，而是过程的旖旎情节。洪君彦的一生是美丽的。1959年他创建北大世经专业时只有27岁，与我们78世经专业29名同学入校时的平均年龄相仿。1970年代末，恩师为我们打开观察西方世界那扇窗时，比现在的我还要年少几岁。我不愿意去想象二、三十年后的自己会是个什么样子，只希望能够像洪君彦老师一样，让身边的人回忆时感到激情、鼓舞和力量。